2013年，名义经济增速9.5%、实际增速7.7%，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名义增速仍在10%以上、实际增速8%。工资增速维持在较高水平。这似乎意味着，在总量层面上，中国的就业状况并没有出现非常显著的压力。在计算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实际增速过程中，我们使用了城镇CPI指标来剔除通胀的影响。如果使用近几年持续同比负增的PPI来处理（这相当于企业实际支付的工资成本），那么实际工资增速要更高。
需要注意的是，城镇单位职工工资调查只覆盖了全部城镇就业的一部分，农民工群体的工资没有被容纳进来。不过观察农民工工资增速，2012年和2013年虽有所下滑但依然维持了12%以上的高速增长，就业压力似乎不突出。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人才市场调查数据，可能主要反映偏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其细项数据反映了中国就业市场总量之外的一些结构性特征。例如，按年龄来分组，很容易发现，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劳动力看起来极其短缺，表现为25-45岁人群的求人倍率显著高于1，供不应求；45岁以上人群求人倍率远在1以下，供给过剩并且过去十多年时间里改善不明显；16-24岁人群的供求大体平衡。这些数据与低端劳动力工资的表现是大体一致的。
按学历来分组，过去几年市场对职高、技校和中专毕业生的需求大幅扩张，求人倍率上升很快并显著高于1；而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就业情况一直没有很大的改善，这与微观层面的感受也是接近的。
当然，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就业人群，不太倾向于从各地人才市场获得就业机会，因此这里的数据未必准确地反应大学生就业的真实状况。此外，大学生刚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就业存在困难，但一旦实现就业，其长期的工资和收入前景可能更好，这方面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对这些结构性问题，我们需要问的是，第一，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第二，应该采取什么针对性的措施？我们猜测，45岁以上低端劳动力群体就业压力偏大，一方面是其体力和技能方面与就业的要求脱节，另外一方面这一人群总体的流动性可能较低，离开其居住地谋生的愿望较小，可能也有一些关系。
大学生群体的就业压力，可能与摩擦性失业、大学扩招，以及学科设臵层面的某些不恰当有关。当然这方面的情况还需要更详细的数据和更深入的分析。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当前就业压力主要存在于结构层面，而非总量层面。事实上，财政扩张性政策很可能主要惠及职高、技校和中专毕业生，以及其他25-45岁低端劳动力人群，但这一市场并不存在明显的就业压力，政策刺激反而可能使得供求关系更加变得紧张。对于45岁以上低端劳动力人群以及大学生群体的就业，总量政策刺激不见得能够发挥明显作用。
以上是从经济增长、劳动力需求层面看问题。近年来，在劳动力供应层面，适龄劳动人口增速的趋势性转折、低端年轻劳动力的短缺，也引起了各方的重视和热烈讨论。劳动力供应层面的变化对城镇化进程以及中长期经济增长产生的深远影响值得认真分析。
未来若干年，即便城镇部门新增就业机会维持不变，中国的城镇就业人口比重或年轻人群的城镇化率，也会因适龄劳动人口的负增长而显著上升。这意味着，当前的城镇化率尽管不高，但它并不代表中国的城镇化空间像数据显示的那样广阔。
最近几年，离开劳动力队伍的就业人口很多在农业部门，农业生产率偏低，而新增就业主要集中在城镇部门，城镇部门劳动生产效率显著更高。因此，尽管适龄劳动人口已经开始负增长，但它对工资增长和经济增速的压力还没有明显表现出来。
